《浅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域下的周边传播图景》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是指“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它国家公共卫生风险，并有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同寻常的事件。”[1]此类事件所涉及领域包含疾病感染病例、死亡人数、疫区的人口密集度、疫情发展速度、是否出境以及是否限制国际贸易和旅游等诸多要素。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史上，历次公共卫生事件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综合来看，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强、危害性大、敏感度高等特征。在任何时代，大众媒介对于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信息生产、舆论引导、公众认知等问题，都发挥着巨大的传播功能。不过，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在多元媒介视域下，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传播渠道、路径和效果也有很大差异。同时，作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何传播从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信息传播样态如何、其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些仍值得探究。特别是作为一种特殊公共事件下的信息交流，如何“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2]，形成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也同样考验着我国与周边的传播能力。

一、内外有别的媒介群像

周边传播理论中，对于不同类型的传播对象和区域进行了严格的界定，而内外周边作为理论基础在传播过程中也有泾渭鲜明的差异。作为“一个国家靠近边界的、与边界外侧部分相似的内部界限”的内周边，[3]尽管生活着与汉民族语言、文化、信仰、记忆相差较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但作为周边“己方一侧”的首要传播客体，**要务即是要全面向其传播与中央一致的信息，以“减少内周边和国家或区域内陆的信息与认知落差”。[4]正所谓周边不宁，中国难安，只有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向内周边传播与中央一致的信息，才能不断地建立起少数民族受众的高度认同，也能够进一步将其作为第二级传播主体，向与之文化近缘的外周边传播有效、真实的信息。作为“国家边界外侧的、与内周边部分相似的外部界限”的外周边。[5]对其传播疫情信息既要保证客观真实，同时又要维护好本国的形象，而在疫情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中央到内周边再到外周边的信息传播，考验着形态各异的传播媒介。

（一）统分结合的对内周边传播媒介

从1月21日中央媒体正式公布武汉疫情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数民族语言部利用传统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央视频等多元媒介实时更新和发布疫情信息，同时，针对因疫情而产生的网络谣言、不实信息也进行了健康知识的普及。例如1月30日，蒙古语微信公众号推送原创短视频《防疫小知识》；1月29日针对西藏首例感染者，藏语微信推送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防疫提示》；1月28日，针对网络谣言，维语部推出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这些谣言别再相信了》等都在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充分发报道疫情防控的知识与信息，并且在2月2日累计发布22篇报道，共计10余万点击量[6]；此外各少数民族地区也相继推出了广播电视与网络、手机APP同步播出的国内和本地区疫情汇总，一些区域还推出制作了特别节目，如内蒙古广播电视总台蒙古语广播从1月31日推出的特别节目《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每日请本地医学专家对疫情和防疫作全面解读，至2月3日共计2万线上浏览量。[7]同时，少数民族地方媒介依托中央媒体的新闻内容转译为本民族语言，进行碎片化、延时化的信息传播。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在此次疫情信息发布中也从客观上符合了周边传播中“任何信息、文化或能量的传播都基本上遵循近者易到、邻者易得、相似相容的规律。”[8]这一特点，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跨民族语言整合信息，生产认同。语言表征身份也建构身份，[9]在传播过程中，身份认同可以通过媒体的传播方式来实现。[10]融合媒体的广泛应用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同。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危急时刻，不同社会群体都倾向于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传递信息、表达思想，而向周边传播的中央媒介充分利用了不同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习惯发布信息，在疫情发生时，能够及时、快速地发布最新疫情信息，使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体和受众能够对中央发布的权威信息产生进一步的了解和认同，并可以或实时或延时地在微信平台和短视频中进行互动交流，而这一做法也符合周边传播中，将少数民族地区媒介和受众“顺利转变为周边传播的主体”的规律[11]，为下一步的对外周边传播工作打好基础。

第二，整体信息与本地信息有机结合地“向周边传播”。这一表现主要体现在一是指中央和地方媒体在发布信息中对于疫情防控知识、谣言破解的汇总；一是指少数民族媒介中对群众所在区域疫情信息的公布、救援和治愈情况。以央广朝鲜语广播的网络传播为例，从1月31日至2月12日，朝鲜语广播在央视频平台和微信公众号推出共计22篇新闻报道，其中涉及延边州防控疫情信息5篇，防控知识安全宣传17篇，微信公众号共计55857浏览量，在其他五种民族语言的在线传播中也都有所体现。在远离疫区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最想了解的除了疫情的整体情况，即是如何有效地采取防控措施，以及本地区疫情的真实情况，央广民族广播的融媒介产品有效地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习惯以及地缘特色，在发布疫情信息的同时，以当地民情出发，传播信息以安民情。而在地媒体也根据当地疫情的实际情况，利用多元媒介传播医学知识、引导舆论。

劳伦斯认为，“建构是媒介的主要行为：建构意义和身份认同、创建真实、建构真实、建构行为”，[12]在对内周边传播中，微信公众号、央视频等官方媒介的线上平台通过跨民族语言及本地实时疫情和防控安全的发布，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疏导疫情蔓延下少数民族受众的民心，同时能够建构起其在特殊时期，“多元一体”、“同舟共济”的认同意识，对进一步对外周边的传播打好基础。

（二）正面宣传为主的对外周边传播媒介

自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确定为国际关注的卫生公共安全事件后，我国对周边国家的信息发布内容上，与对内周边传播有较大差异。新华网于2月7日西里尔蒙古文网页的本社特报中，**次发表题为《蒙古国“育才”中学和汉语教师向武汉儿童捐款》[13]截至2月13日共计报道22篇疫情相关新闻；1月30日，CRI日本语平台发布《WHO事务局长：中国疾病预防评价》的报道；人民网韩文版在2月4日和8日分别就世卫组织对中国抗击疫情工作的讲话报道共计2篇，而自1月10起，开始逐渐发布疫情相关信息，截至2月13日共计128篇。在此次疫情的对外传播中，部分地方的在地媒介亦有不同表现，以内蒙古在地的对外传播媒介为例，索伦嘎新闻网在疫情发生后至2月13日，更新并发布本地区与疫情相关信息16篇，转引新华社、人民网、国际在线的国内重大新闻9篇，综合社会类新闻77篇。而在涉及内蒙古、蒙古国、疫情防控为关键词的新闻中，共12篇新闻，且全部为正面宣传内蒙古医疗队赴武汉支援、蒙古国化学院对中国的支援、二连治愈首例患者等报道。无论从中央媒体的宣传还是在地内周边媒体的对外传播报道内容来看，主要呈现出正面宣传、趋势向好等报道特点。具体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正面报道构建国家疫情防控的良好自周边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有“家丑不外扬”、面子至上等高语境文化心理，因而在对于一些信息的对外传播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渗透其中，在当前的疫情的出境信息处理上，相较以往的信息对外传播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并且尽量做到客观、真实，但在媒介内容的报道角度上仍然呈现出这一特点。而在周边传播过程中，“树立或塑造自身的好形象”[14]是作为自周边传播的核心目标。在疫情发生后，对外传播媒介除了公布疫情信息，使对象受众了解疫情的传播过程，调整出入境人口和贸易交往外，更主要的是塑造本国在防控和诊疗过程中的积极、良好正面形象，突显国家应对疫情的巧实力。

第二，积极宣传塑造传播客体的良好它周边形象。它周边分为敌对周边和良好周边，而后者的目标则更强调“营造传播者和被传播者友好的印象或氛围。”[15]病毒的传播不会因为地缘边界的区隔而被阻断，突发疫情时，周边国家皆不可置身事外。而在此次疫情中，对外周边传播的媒介，一方面对于被传播客体宣传作为传播主体的我国在抗击疫情中的积极对策以及相应的进展，另一方面则更突出作为被传播客体的对象国在疫情发生时对我国的支持与帮助。其目标即是要突出在面对安全问题时，作为周边共同体的各国既重视共同安全，亦重视共同发展，营造好彼此间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周边共同体形象。特别是在例如草原之声、索伦噶新闻网等“从周边传播”的主体，在疫情突发时，利用自身的语言和地缘优势，讲述更多在疫情发生时发生在中蒙两国以及蒙古国和内蒙古地区的故事，这也符合跨界民族作为内周边传播主体，在从周边传播过程中讲好“区域-中国”故事的基本范式。

二、喜忧参半的传播客体众生相

周边传播具有“主体多样性”、“渠道立体性”、“效果直接性”、“内容不可控性”等特点。[16]因而在传播过程中，作为信息传播的客体，其所产生的反应是综合路径影响下的效应，既可以被看作是立体媒介渠道传播下的直接效果，又可以被视为新的多样性传播主体，从外向内传播信息。疫情传染性强、防控难，使得无论是在内周边的己方客体还是外周边的多方对象都产生了不同反应。

（一）喜：逐渐向好的周边共同体

在新型周边关系中，“亲、诚、惠、容”是重要的指针，特别是所谓“亲”，即“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17]而这不仅是以共同利益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合作，更是在发生重大安全问题时，形成的共同命运纽带，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意识。疫情发生后，在各类新闻报道中，皆可看到彰显互帮互助、共克时艰的救援故事。例如在东邻日本，疫情爆发后，于1月29日最早伸出援手提供医疗援助，并在此后几天，不断有从政府到民间提供了资金、医疗物资等多种方式救援的消息见诸媒体，此外，松山芭蕾舞团演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并声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人类加油的短视频，刷爆朋友圈，宛如一部彰显中日友好共抗疫情的连续剧；在我国北方的蒙古国，在疫情发生后，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2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并在2月4日蒙古国Medee新闻发表题为《愿长生天保佑人类！》的新闻评论，并在文章中表达“几乎所有国家与民族皆与邻居之间发生过战争，应该忘记过去那些无端的仇恨，去迎接当前和平友好相处的未来。”周边传播理论认为，“新闻信息具有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绝对价值是对人类的大多数人有利害的关联性， 相对价值是指对少部分人有利害的关联性。关联度越高，新闻价值越大。”[18]在此次疫情发生时，日本、蒙古等周边邻国的积极反应与配合，除了长期与中国的交往及互惠中各有获益，更多的因素则来自于疫情关乎人类健康的总体利益，而地缘相近的各方又处于疫情发生国的近缘周边，无论是主观上接受或排斥，都会因地缘周近而受到影响。因而，其所产生的反应是在事件发生后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进而在危急时刻，周边国家出于本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考量，抛弃过往的新仇旧恨，形成新的周边共同体。

（二）忧：层出不穷的民族主义碎片

尽管在疫情发生之后，无论在短视频媒介还是官方媒体的网络渠道，都可以看到地缘近周边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间互帮互助的忠义之举，但也时常会看到一些民族主义现象的碎片出现。例如，在日本松山歌舞团声援中国时，环球网的抖音短视频上的评论中，“恶心”、“不适合从日本口中唱出”等评论层出不穷，并且每条评论也获得了较多的点赞量；在蒙古国网络新闻媒体GOGO新闻网中，由疫情引发出对中国人的人身攻击也偶有出现；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从1月23日至27日亦有人发起“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并逐渐形成“嫌恶中国人”的气氛；2月1日和10日，人民网分别报道了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在中方抗击疫情时发表不友善言论答记者问和《利用疫情攻击中国？与病毒为伍、与人类为敌》为题的评论文章。这些现象也都体现出了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因素在两个舆论场中的蔓延。而在大小不同、远近各异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每种民族主义碎片的出现也各有特点。

安德森曾指出“媒介一直参与民族-国家建构。”[19]但与传统大众媒介不同，在融媒介环境下，去中心化的传播，使跨国的公众成为传播主体，大多数大众的声音被建构到传播环境中；同时，大众官方媒体走下神坛，其权威性不断被瓦解，这都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生长提供了空间和养分。在疫情产生后，不同媒体中的声音和我国对周边、周边对我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碎片主要是以因历史记忆伤痕和文化想象共同作用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突发事件对病毒的“过度恐怖”进而发展成嫌恶外国人的“陌生人恐惧”效应以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媒介形态下的种族歧视等样态存在。但因其偏激性、狭隘性以及碎片化的形态，并且不符合在面对重大公共安全时，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应对机制和规律，因而其声音也不会长久存在，不过也不可完全忽略其对跨国周边社会群体的负面影响。

三、疫情影响下对周边传播多样景象的思考

疫情从爆发到宣布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安全事件，再到各国在面对疫情时的反应，不得不说可以看到一副人间百态的多样景象。无论是媒介渠道、传播主体、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效果，都可以看到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不同周边客体产生差异较大的反应，而这也是对我国周边传播应用的一次实际检测，我们看到了官方媒体和自媒体平台的协同发力，也看到了宣传报道中感人至深的中国抗疫故事，更看到了积极的应对疫情时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态度，甚至也看到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物资上的援助和精神山“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感人话语。但是也不能否认，在疫情发生前后无论是官方媒体的对周边信息发布、内外周边的网络舆论场域、以及在两个舆论场中的谣言和网络民族主义等元素的抬头等现象。综合来看这些景象所产生的问题也必须深入思考和探究。

（一）主体：对内外周边传播的有力支点亟待完善

中国的对外传播主体长久以来一直被外界视为“政府的工具”，[20]并且一直表现出其“官方”特点，民众的观点和感受通常被忽略，即便有所上升，亦是以正面宣传报道的附属性存在出现，而“中国的对外传播媒介若想成为真正的国际传播媒介，就必须入乡随俗，在官方和民间取得一个‘认同点’和‘平衡点’，而不是一味地为政府唱赞歌。”[21]疫情发生后，在中央地方政府、大众媒介、网络社会化媒介等共同作用下，对内周边传播，已经有了耳目一新的改观，并且呈现样态也符合融媒体传播的规律，在内容上也与国内的信息保持了对等和一致。但在对外周边传播媒体，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从周边传播的地方媒体；无论是信息公布的速度还是报道的角度，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正面宣传报道为主的传播样态，而忽略了对象地区和国家的信息需求。而实际上，在疫情公布之前，出于外侧周边的国家已经对于疫情有所报道。无论从速度上还是报道的角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在外周边的客体即便产生了多样的行为效应，也并非简单地被视为是因我方的周边传播主体而产生的实际效果。因而在特殊的公共安全事件出现时，作为传播主体，不仅要维护和共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更多的是要遵循信息传播的规律，在面对人类共同危机时，不管是政府、媒介抑或是组织、个人，都必须尊重利益相关者，与对象客体形成良性、充分、平等的信息共享，化“他者”为“我者”，形成合力，解决难题，突破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二）渠道：立体化程度仍需提升

周边传播的渠道不囿于传统的大众媒介、组织、人际等，而是一种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为手段和内容的“多维、立体、协同、互动的系统传播”。[22]在此次疫情的传播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内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捐献物资、组建医疗救援队、以民间文艺的形式为武汉、为中国加油，同时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宣传防疫知识；还是对外周边利用自媒体公众号、短视频等形式宣传疫情发展和疫情解决方案。以及外周边的客体通过或倡议、或自愿的形式为中国捐献物资，创作文艺作品为中国抗击疫情工作贡献力量都彰显出了在多元文化环境下，面对共同威胁时，在个人、组织、企业、国家、医疗、科技等多个渠道的协同努力、互动发展的良性传播系统。但也应当清醒的看到，在危急时刻，无论在线上的网络空间还是在线下的周边公共空间，仍然有民族主义的阴影浮现。面对喜忧参半的舆论环境，一方面应该考量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如何协调调动多元立体的传播渠道，既客观真实的报道疫情信息，又能够将多重渠道的资源整合，形成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在地化的传播渠道，突出其地缘优势，既能够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有效地引导舆论，又可以突出其在二次传播时的载体性功能。就目前来看，在地化传播渠道在疫情发生后的实际效应和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仍然需要进一步在机制、战略等方面提升。

（三）对象：进一步重构共同记忆与周边认同

哈布瓦赫指出“记忆不仅是个人的，更源自集体；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23]而作为集体的记忆具有相当强的延续性，既与时俱进，又不断连续变化。在和谐共融、官通民和的良性周边环境下，文化和经济作为捷径可以更好地建构内外周边的集体记忆和共同认知。而在人类健康受到安全威胁的特殊时期，面对作为共同敌人的病毒，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受到影响，此时，“只有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周边关系才能更牢固更持久”。[24]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周边传播客体的周边国家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个人在新闻报道中的积极表现，而这些行为与活动，亦能够将中国-周边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形成在特殊时期共同抗击疫情的特殊记忆，随着时间的流转，在未来的实际活动中重构良性的交往与互动。正如蒙古国新闻评论中所言“地球人类是由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面对火灾、水灾、旱灾和瘟疫等天灾，与其祈求老天保佑，不如请近邻帮忙” 。

【参考文献】

[1]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国际卫生条件（2005）》

[2] 陆地、许可濮、陈思：《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特性》[J]，《现代传播》，2015年，第3期。

[3] [5] [14] [15] [16] [18] 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J]，《当代传播》，2017年，第5期。

[4] [8] [11] 高菲、彭翠、陆地：《跨境民族与周边传播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11期。

[6] 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02-02

[7] 腾格里新闻网客户端2020-02-10

[9] Peter，C.＆ MUＲＲELL，JＲ．Identity of Achievement in Multicultural Urban School．New York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Taylor ＆ Francis Group，2007:pp． 16 － 130．

[10] [法]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7 页。

[12] [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媒介建构：流行文化中的大众媒介》[M]，祁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13] 《Вирусийн эсрэг ремдесивирг эмийн клиникийн туршилтыг Үхань хотод хийж эхэллээ》，http://mn.news.cn/mn/yw/2020-02/07/c_1125542469.htm，2020-02-07

[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7页。

[19]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6页。

[20] [21] 陆地、高菲：《如何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播》[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2] 陆地、高菲：《美国周边传播的内容和启示》[J]，《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9期。

[23] 秦志军、曹茸：《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J]，《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24] 卢光盛、别梦婕：《新型周边关系构建：内涵、理论与路径》[J]，《国际观察》，2019年，第6期。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ZDA288）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系刘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周边传播和媒介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刘   源

网站编辑：李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