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下东北亚周边传播的文化路径》

一、古代中国与东北亚周边文化景观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中国与东北亚在古代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2]。即以汉文化为中心，不断向四周扩散的文化景观。这与文化周边传播中的“三个层次”理论，即“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周边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活动;中华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种族的周边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 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教文化等作为代表的世界主要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活动”[3]不谋而合。东北亚区域在古代的特殊地缘，必将先从古代中国的“中央—四夷—属国”的文化圈层出发，其文化机理的特殊性在于一条“横线”和一条“纵轴”。

所谓“横线”，指在古代中国的儒家、佛教等思想、宗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形成古代的汉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日本文化学者家永三郎在其论著中曾肯定了唐代中国制度、儒学、佛教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4] 在古代“天下观”指导下，这一区域的文化认知和社会制度，与古代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关系相对稳定。

所谓“纵轴”，指中国与蒙古、其他阿尔泰语系民族在周边区域有过战争的交锋，同时也有经贸、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交往，并且在有清一代形成了“中央—周边”的主从周边藩贡关系。[5]与“横线”不同，“纵轴”文化坐标内生活着与中原儒家文化相去甚远的阿尔泰语系民族，它无论是语言文字、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都与汉文化大相径庭，很难与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区域形成文化身份和思想意识上的认同，成为不稳定的周边。

文化生态理论认为，“文化不可能在持续的隔离情况下存活很久; 如果不与相邻文化进行活跃的交流，就会变成僵硬的文化化石”[6]。相应的，东北亚区域的一纵一横文化景观，并非是壁垒森严、互为屏障的间隔与阻挡，而是呈扇面形的状态互相渗透与交融的。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各国虽然各自为政，但文化交流方面却不会因边界的阻隔而完全割裂，这也为文化周边传播的战略探索提供了条件。

二、东北亚周边传播中的文化阈限

从18世纪中叶起，一系列社会变动，使东北亚区域更为不稳，并一直影响到当代。日本社会形态的变革、沙俄的东进、日本对蒙古的战略拉拢、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外蒙古独立等历史事件，无一不在影响周边区域的稳定，而这些事件又在不断重构东北亚周边国家民众的历史记忆。同时，在当前西方媒体蓄意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报道，使东北亚的关系更为不稳。正所谓“中国不安，周边难平;周边不宁，中国难静”，在东北亚尤其如此。基于这一考虑，笔者从时间周边、内外周边、自它周边三个角度，对当前中国在东北亚周边传播的文化阈限作分析，以期找准其战略定位。

(一)时间周边上的身份认同障碍

扬·阿兹曼指出，“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不断重新组织”[7]。正是在这种被建构的历史记忆下，不同群体间的话语模式因其本身的政治语境而不断在代际间重复。

时间周边在这一框架下显得格外重要。时间周边分为某一事件前后产生的纵向一维的效应和因事件产生的横向多元效应。[8]而这些在历史记忆中对个人、群体的影响通常是带有横向和纵向双向震动。例如外蒙古在独立之后，虽在国家上分为不同的主体，但在变革时期，因外部知识结构的渗透，使其在身份认同上产生障碍。在苏俄政治话语的建构下，蒙古国的历史编修极力强调自身作为独立主体身份的民族和国家记忆[9];在二战时，日本利用报纸、历史出版物在内蒙古地区的舆论散播，传播所谓“满蒙非中国论”“汉人压迫蒙古人论”“日蒙一体论”[10]等反华言论，妄图使内蒙古脱离中国。而这些言论也对蒙古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产生了不良反应。与之类似的还有作为跨界民族的朝鲜族与朝鲜、韩国之间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历史问题所引发的 “泛蒙古主义思潮”，韩国的“反日”“疏华”态度，对当前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和跨界民族的身份认同造成了障碍。

(二)文化遗产争夺诱发的内外周边矛盾

罗文塔尔认为“对于共享遗产的争夺中，历史被毁坏，这意味着历史过往常常由于金钱的目的而被歪曲或占为己有”[11]。作为具有共享性意义系统的文化，本身即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所编织的网络。对于国家来说，即有其既定的历时性和系统性，是构成本身价值观、文化身份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所在。对于东北亚跨界民族的文化遗产来说，因特殊历史和政治原因导致的分裂，使其在文化共享方面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导致各自身份的尴尬。如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成吉思汗祭祀仪式，在蒙古国和中国都形成了各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各自发展为文化产业，但在归属问题上，出现了两难局面; 中国传统的端午节和韩国江陵端午祭在谁是“正源” 的问题上曾一度成为两国及国际舆论的焦点事件。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内外周边的矛盾，无一不在削弱中国“多元一体”的国家形象，也为多元历史文化在当前的重构造成困境。

(三)良好自它周边形象塑造的困境

文化主体，通常“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又是积累性文化结构中的原子化个体”;而文化主体又具备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在此范围内，“文化多样性既是各种文化主体社会文化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又是多样化文化主体形成的根本原因”[12]。中国作为多民族、多文化共同繁荣的民族国家，在共同的交流互动中，其文化是多样性的，这也是中国对外传播时所突出的话语样态，但是作为文化大国的自周边传播主体，常常会在对它周边传播客体传播的过程中，很难建立良性的互动与优质的效果。一方面，在对东北亚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介的“宣传”性内容较多，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客体来说，很难接受内容无差异的普适性价值理念。同时，面向东北亚“走出去”的文化内容，涉及跨界民族文化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时，所占比重较弱。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它周边主体在亚太区域对日、韩、蒙的战略拉拢，以及在周边扩散中国不良形象的舆论态势，亦是造成中国它周边形象的绊脚石。因此，如何通过文化外交手段，打赢舆论战，是中国在东北亚周边树立良好自周边形象的紧要任务。

三、中国—东北亚周边文化传播的战略定位

战略传播理论强调 “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其目标包括认知提升、形象塑造、身份建构、态度转变、价值认同和行为转化”[13]。该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当前在东北亚周边的传播实践。从文化要素来看，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由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规范，物质文化三个重要因素组成。[14]战略传播中的目标和方法，与文化的流动性不谋而合，并为其提出理论方向和宏观规划。从中国—东北亚区位的框架下，与区域传播、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比，考量怎样规划面向东北亚的周边文化传播的战略定位。

(一)化区域“扇面”为周边“线圈”

区域与周边作为传播概念，**的区别即在于前者是团块，后者是线圈。“线可粗可细，圈可大可小”;前者可指代国内也可指代国际，但有时只能指代国内，而不能指代国际，而后者国内国际皆可指代。[15]从当前中国在东北亚周边的实践来看，还没有完全将“扇面”展开，受困于区域的思维囹圄，而这正是东北亚周边文化传播在战略层面需要打开的圈层。周边的“线圈”是不断动态变化的，在其粗细、大小的弹性变化中，促进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并由此使社会、经贸、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震动。因此，需从战略高度来调整、提升这些区域之间的变量，整合中国在东北亚的各区域间的文化要素。应该承认，不同区域的内部文化传播，是面向东北亚文化传播的先导，如若忽略这些区域内的文化交流，那么周边文化的传播则无法进行; 但仅仅将周边文化传播限定在小区域内的方法和途径的探讨，既无法达到“一带一路”下的更宏观的建设目标，也无法适应提升中国形象和国家影响力的战略需要。因而，中国在东北亚周边传播，首先要加强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区域之间的联系，为提升更高层次的文化传播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突破传统国际传播的固有思维

总体来看，我国对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周边国家的传播样态，仍然没有摆脱以大众媒介为体、宣传性报道为用的传播模式，在东北亚周边生活着社会制度多样、思想形态各异的受众群体，那么无论从传受模式还是接受心理都要重新做出评估。与国际传播的主体单一，范围狭窄，内容与手段同质化、模糊化不同，周边传播无论从主体、范围还是内容、手段上都更为丰富多样。

国际传播的主体是国家和媒体，范围是传播主体以外的所有国家与地区，内容和手段则是借助工业化、大众化的大众媒介进行距离无远近、内容无差异的普适性传播;周边传播的主体则包含国家与媒体之外的地方政府、企业、学校、个人甚至物体，范围则包括传播主体在内的国境两侧的相关国家、地区和民族，内容与手段相对近距离的、内容和手段随对象变化的差异化传播。[16]目前我国对东北亚周边传播是以中央政府和国家广播电视为内核，以地区广播电视为外延，以官方网络媒介为补充的主体;以地方政府、企业组织和学术机构举办的博览会、文化节、学术论坛作为公共外交手段;以传播中国国家理念、风土民情、民俗生活等为内容的传播体系。从战略传播的角度思考，这些要素要在合理的规划下得以“化零为整”，在突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发挥其在东北亚周边传播中的功能。

(三)充分优化升级跨文化传播元素

无论是周边传播还是跨文化传播，二者的主要因素即是文化。但在传播活动中，文化作为范式是截然不同的。跨文化传播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文化是其最主要要素，其目的是为了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求同化异、理性共存;而周边传播强调文化的相同与相近，文化只是其传播活动的内容之一，目的则是为了睦邻亲近、官通民和、增加交往、互帮互惠。[17]东北亚各国的社会差异大、民族层次复杂是中国在面向东北亚传播所要面临的挑战，但同时也是特殊历史时期难得的机遇。长久来看，中国都是通过跨文化传播镜像，面向东北亚的传播实践，在更多的话语模式中强调“化异”。而从文化战略的视角出发，正是有了跨文化的元素，才构筑了周边传播的基础。文化这一重要元素能够与经济、政治等传播行为联动，彼此间相互促进，通过文化传播活动和包含其他要素的周边传播活动，共同构建传统与现代兼备、文化多元包容的中国形象，从而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中国在东北亚周边国家的刻板印象，使各国更好地接受中国理念。因而，跨文化元素在面向东北亚周边时，不仅仅是交流、互通的传播活动基础，还有更深远的战略布局，在未来的战略定位中需要大放异彩。

四、面向东北亚周边传播的文化捷径思考

在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17—2018)中，研究者根据10级李克特量表问卷法，进行了中国人对十个邻国好感度调查，其中涉及东北亚俄、日、韩、朝四国的调查数据分别占比有较大差异。俄罗斯好感度较高 (7.83)、紧随其后的是朝鲜 (6.96) 和韩国 (6.45)、好感度最低为日本(5.22)。[18]在睦邻关系中，报告指出，韩国被视为“竞合国”、日本被视为“竞争国”、俄罗斯既是“竞合国”又是“伙伴国”。报告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朝鲜、蒙古国与中国的邻国关系，但从目前三国高层频繁互访，民间关系复杂的样态来看，三国间基本处于一种“上热下冷”的周边关系。面对复杂的东北亚政治局势和文化景观，若想解决周边传播的困境，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打破各个文化壁垒，产生相互和谐的文化适应，加深彼此间的理解。

随着当前“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我国多项公共事业的发展，对面向东北亚国家的文化传播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伴随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中“以我为主，我说你听”的传播模式，各国民间的经贸合作、文化产业、旅游业等交流也都越来越频繁，个体作为媒介，通过跨境旅游、学习、商贸等近距离的传播日益增多，文化交流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语境驱动下，面对东北亚的时空周边、内外周边、自它周边也都处于随时变化发展的态势中。从战略规划的角度出发，不仅要找准定位，更要在现有文化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找到更合适的捷径。基于对东北亚文化周边传播的现有困境及战略定位的现实分析，对如何以文化提升其传播路径做出思考。

(一)发掘共性，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不同于东盟对中国周边文化认同较强的景象，在地缘交错、多元共生的东北亚，包含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甚至还出现了海洋文化的变体，周边国家对于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很难形成高度一致的认同。这就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设计，出现了不可控因素。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还是呈现曲折但上升的趋势，在韩国与日本的历史出版物中，皆能看到彼此间由来已久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对东北亚周边发展促进作用的肯定性话语表述。这就为当前以文化为推手，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实践中也要在对周边传播中加强文化图景的描绘，而对于相对敏感的政治问题既要有所淡化，又不能完全回避。领土之争、历史认知差异、军事矛盾等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国对东北亚国家的交往中，并成为限制性因素。再加上美国等它周边传播主体的蓄意丑化和抹黑中国，更深化了中国的负面形象。面对这样的困境，从中国自周边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面对东北亚要大胆、积极、客观地报道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另一方面，重视对东北亚的文化新闻、文化活动的报道，传播符合东北亚各国受众心理的文化内容。通过文化建立互信的同时，使其理解中国的外交立场与原则，在寻找文化共性的同时，推动内容创新，传播中国理念，塑造良好的文化大国形象。

(二)内外兼修，构建积极的周边文化传播主体类型

在我国边疆生活着语言文化与周边国家相同的多个跨界民族，他们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较大的差异，而在对内传播关系中，他们又是构成中国“多元一体”文化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外传播的成功与否，这些民族同胞会成为其先导和基础。一方面，要对这些区域的民族同胞进行宣传和指导，使其对多元的中华文化产生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归属感;另一方面，面对文化相通的外周边对象，可利用内周边民族同胞的语言文化优势，在共同的交流中，既巩固和加深与外周边对象共同的文化记忆，同时，进一步将优秀多彩的中华文化输出，形成对外强烈的吸引力。

从战略优化出发，应注重培养周边传播的专门人才。基于周边传播的特殊性，对于传播主体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高校中培养具有外语能力突出、政治思想牢靠、传播视野开阔的专门性、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的必要任务。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不同学科间联合培养专门针对东北亚传播的高精尖人才，使其成为对特殊周边传播的有力主体。在文化战术上，与少数民族同胞相互配合，两个主体互为条件与补充，既是实际需求又是必要保障。

(三)明确对象，描绘多元周边文化传播客体的众生图谱

在东北亚生活着语言复杂、价值体系多样、民俗文化各异的多元民族，在对其进行文化传播时，不能简单地采用“一刀切”或“模糊化”的方式，传播信息、生产内容，必须对其受众心理、生活习惯、文化认知作具体分析。例如，在对俄节目中，对中国反映现代生活的电影，如《钢的琴》评价较好，在俄罗斯 kinopisk 网站的数据得分为7.3，最低 6，最高 10。[19]片中的俄罗斯元素、家庭伦理更贴近俄罗斯受众的心理。再如，面向蒙古国的传播中，电视剧、教育、音乐类节目在受众中的占比分别是32%、23%、15%[20]，蒙译的《北京青年》《平凡的世界》等中国电视剧也广受好评，此外，内蒙古电视台自创的反映内蒙古生活的《友谊七彩桥》节目在蒙古国也赞誉有加。可以看出，不同周边国家的受众对于喜爱的文化内容各有差异。一方面，含有本国文化元素的影视作品和文化栏目备受欢迎，更能贴近受众，产生认同;另一方面，更希望了解当下的中国与本国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样态。因而，在内容生产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文化心理，能够准确描绘出形态各异的周边文化众生图谱，传播彼此互融的文化内容。

(四)优化升级，打造类型各异的周边文化交流渠道

目前，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文化交流活动，例如中蒙博览会、中蒙俄国际贸易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东北亚文化艺术博览会等，在经贸、人文、艺术等领域都获得了较大的收益。面向未来，要整合现有文化交流渠道的资源，同时，提升共享性的文化符号，打造更具个性化和创新性的文化要素。既要扩充传播范围，又要使不同类型的文化传播策略落深、落实;并借此拉近心理周边的认同，扩大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五)统分结合，实现融媒体的广泛应用

在面对东北亚的周边传播实践中，部分区域已经借助网络媒介发力，如内蒙古推出的 “腾格里新闻”“索伦嘎新闻”APP 软件，吉林打造的“延边发布” “延边新闻(朝语)”等，专门发布中央及地方新闻、文化交流等信息，并且在周边国家已经产生一定的效力。但目前来看，尽管利用网络媒介对东北亚周边传播活动已经风生水起，但还是没有完全突破单打独斗的局面。能否打通既有的网络媒介区域格局，建立一套能够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东北亚周边文化的网络媒体，也需要将其作为议题提出。此外，东北亚周边国家多使用Facebook 等社交媒介，内蒙古电视台提出申请注册 Facebook 账号，加大传播力度的提议。[21] 笔者认为，应在此基础上，扩容互通，将格局突破一国或一个区域，形成合力，在境外社交媒介中更好地描绘“一带一路”工笔画，构建东北亚周边文化空间共同体。

五、结语

综合来看，在周边传播框架内，文化传播既是核心，也是重要手段。相对于其他周边区域，东北亚的周边关系更为复杂，在当前形势下，虽然仍存在较多问题，但和谐共荣、互惠共赢仍然是主题。这也为文化传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作为周边文化传播，其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完善，仍需要在实际传播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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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ZDA288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系刘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原文刊载于《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11期，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